近年来“传教士”研究不断升温，一些重要资料如《六合丛谈》《遐迩贯珍》等都被重新出版，成为直接研究当时传教士传播思想的重要材料。而经济学特别是经济思想史，利用这些材料的针对性研究工作还没有展开。其实早在严复翻译《原富》之前，就有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思想通过传教士的工作传入国内，对当时国内学者的经济
经济学一直到1776年亚当・斯密《国富论》才正式奠定它的框架,以后的几十年里，经济学研究在英国和德国的进展极为有限。因此19世纪初传入中国的经济学知识与当时西方的研究相比，并没有很大差距。但是欧洲的经济增长和制度建设非常迅速，已经形成现代企业的雏形，国民经济有长足的进步。一些西方经济史家如麦迪逊、福格尔的研究指出，中国经济在十八世纪趋于停滞，即所谓“高水平陷阱”，虽然经济总量仍然巨大，但增长速度已被西方国家所赶超。
鸦片战争以后，才有一些士大夫意识到经济学的重要性。魏源、贺长龄从近人的文集、奏折等来源辑录与经济有关的文章，编成《皇清经世文编》。这是对外来冲击的一种自然回应。此后陆续有很多人编过“经世文编”，总量不下20种。这些“经世文编”代表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最高水平，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，但是在多年积累下的经验基础之上，针对很多实践问题都提出了有洞见的看法。
一
在严复之前，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主要还是凭借传教士的工作得以传播。传播的途径有两条，一条是办杂志和报纸，另一条则是办学校。
最早用中文出版的杂志当属马礼逊和米怜主编的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》，内容主要是传播宗教、民俗以及少量科学常识。由于制度所限，它的出版地不能放在国内，发行量也非常有限。马礼逊去世以后，郭实腊（Charles Gutzlaff, 1803～1851）秉承了他的办刊思想。郭实腊主编的《东西洋每月统纪传》是在国内印刷发行的第一份中文期刊，期刊所刊登文章的领域也从单纯的宗教延伸到世界各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，切切实实地在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影响。
与其他传教士相比，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堪称面目最复杂、涉足领域最广泛的一个。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政治、经济、中西关系史角度进行考量，他都不应当被忽略。他实践过多种形态的传教活动，诸如办报、翻译、著述、办学、参与军事等，常常领风气之先。如在1834年，他和英国籍妻子温施娣（Mary Wanstall）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女子私塾，这被认为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开端。另外，他1842年在《中国丛报》上撰文介绍《红楼梦》，是最早将这部中国经典小说介绍给西方读者的人。有一些学者认为，探究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历史，应该从1840年郭实腊编译的《贸易通志》开始。因为在这本书中，郭实腊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。
郭实腊（又译作郭士立、郭甲利、郭施拉、居茨拉夫等），1803年出生于普鲁士小镇普立兹。他早年就通晓英文，取英文名字为Charles Gutzlaff。1824年他受荷兰布道会派遣到暹罗传教。他很快就从当地华侨当中学会了中文官话和福建方言，于是就采用福建同安县郭氏家族的姓，取名为士立。郭实腊偶尔也穿中国服，自认为已被认可为中国人。随后，他开始了在中国沿海一带的游历和传教生涯。1831年，他第一次作为传教士被派到澳门，会晤马礼逊。此后他又多次到广东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辽宁等地考察，了解民情，搜集我国经济、政治、军事方面情报，探测航道，绘制海域图。郭实腊一生著作极多，计有七十余种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《1831、1832、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》《开放的中国――中华帝国概述》《中国史略》《道光皇帝传》等等。郭实腊的志向是加强中西之间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文化了解，从而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。至于引入一些关于西方经济、社会的新知识、新制度，那只不过是无心之作，偶然产出的结果。《贸易通志》一般作为一本地理学著作而被中国启蒙学者所引用，当时重视其中经济制度的中国人还很少。故而这本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实际地位还值得探讨。
另一位传教士伟列亚力则指出，郭实腊这本研究各国贸易状况的《贸易通志》并非原创，主要是译自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（John Ramsey McCulloch）的商业词典。麦克库罗赫是李嘉图学派的重要人物，曾在主持辉格党杂志“爱丁堡评论”(Edinburgh Review)期间搜集大量现实商业材料，汇集成书，于1832年在伦敦出版。这本商业词典详实准确，在西方学者看来也许繁琐沉闷，可正符合郭实腊的需要。郭实腊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，但他了解中国文化官员的需求，他们渴望了解西方现代社会经济制度。所以他有选择地编译了这本西方经济学著作。
他说，“当文明在地球各处迅速发展来消灭愚昧和无知时……只有中国仍像过去几千年那样停滞不动。虽然我们与他们交往已久，但他们仍自认为天下首尊，把其他民族视为‘蛮夷’……这个月刊的出版就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这种高傲观念，让他们认识到我们的艺术、科学和工艺……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‘蛮夷’，编者们更希望通过展示事实的手段使中国人相信，他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。”
从这一点来看，郭实腊的传播工作确实取得了成功，四十年代末期出版的魏源《海国图志》和徐继畲《瀛寰志略》等启蒙著作也都大量参考了郭实腊的《统计传》。魏源在《海国图志》的原序里就承认，“《海国图志》六十卷，何所据？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《四洲志》，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，及近日夷图、夷语。钩稽贯穿，创榛辟莽，前驱先路”。
“近日夷图、夷语”即是指马礼逊、郭实腊等人的工作。持今文经学立场的魏源不但写作了《圣武记》等接受“夷狄”传统的著作，还进一步采集“西夷”的著作。魏源说，“是书何以作？曰：为以夷攻夷而作，为以夷款夷而作，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。”
二
由于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，占领香港，英国人在华办学成为可能。马礼逊的英华书院就从马六甲迁到了香港，由著名学者理雅各继续负责校务。这里很快成为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的基地。除了英华书院以外，1844年，英国“东方女子教育会”在宁波开设女子学塾；伦敦会在厦门开设英华男塾；1845年，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开设崇信义塾；1850年，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开设徐汇公学；1853年，公理会在福州开设格致书院等等。就这样，西式教育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蓬勃地开展起来。
可是深入探究这些学校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，列强在中国开设的学校里，低年级多半以宗教教育为主，到了高年级才逐渐加入一些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入门知识。或者说，早期传教士办的学校里并没有独立的社会科学的教育。登州文会馆被认为是教会学校中最典型的代表。狄考文认为，登州文会馆“所开设的课程是把中国经典、西方科学和宗教教育最佳地组合起来”。以它为例，该校第六年的课程主要有：心灵学（心理学）、是非学（逻辑学）、易经、系辞、读文、微积学（微积分）、化学辨质、天文揭要等。富国策（经济学）是很边缘的学科，偶尔有一些高年级教育中会设立这门课程。
正如冯桂芬所观察到的，“英法两国设立义学，广招贫苦童稚，与以衣食而教育之……且多习天主教”，所以总体的教育效果并不好，好不容易动员来的学生很快退学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62年。这一年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，中国近代教育真正开始起步。1869年，随着丁韪良入主同文馆，同文馆的教育和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
丁韪良(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)是美国传教士，一生中在中国活动时间长达六十余年。因为他曾长期担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，后又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等职，学生大量进入与洋务有关的新兴企业，在中国人心目中有极高威望，所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称他是“在华最前列的美国人”。
丁韪良1827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里沃尼亚，父亲是长老会的传教士。1843年，丁韪良考入印第安纳大学，后又转入新阿尔巴尼神学院攻读神学。1849年，丁韪良即将毕业的时候，向长老会提出到中国或日本传教的申请，随即被批准。1850年，丁韪良先到香港，然后前往宁波，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。一开始，他的传教就是通过办学和译经的方式进行的。他在宁波开了一所走读性质的男塾，还曾将一部分《圣经》按宁波方言翻译，但收效都不大，他也没能完全地融入中国社会。不过他用中文撰写的天文学著作《天道溯源》倒颇受欢迎，多次再版，还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。
1858年，丁韪良随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（W.B.Reed）前往天津，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《中美天津条约》的谈判。次年，丁韪良又接受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约翰（J.E.Ward）的邀请，以翻译身份再次北上，协助完成了条约文本的交换。随后的1865年，丁韪良到同文馆接替傅兰雅任英文班教习。从1869年起，他开始出任同文馆的总教习，全面改革同文馆的教学制度。
在同文馆期间，丁韪良最有影响的工作当属翻译惠顿的《万国公法》。此书原名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，1836年出版，是当时最通行的国际法蓝本。当时，中国国内并没有什么让人满意或者包含主要国际法精神的著作。从理念上来看，国际法的引入则将彻底打破千年以来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的观念，将中国从一个“帝国”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国家，真正加入到国际秩序中。事实上，截至到《万国公法》出版前的1863年，中国已经与比利时、丹麦、法国、英国、挪威、德国、葡萄牙、荷兰、俄国、瑞典、美国这十一个国家先后签订不平等条约24个，传统的“帝国”观念开始崩裂。丁韪良在《万国公法》开篇之前，特意先附上了分为东西两个半球的世界地图，并介绍说：“地之为物也，体圆如球直径约三万里，周围九万里有奇。其运行也，旋转如轮，一转为一昼夜，环日一周，即为一年。内分东西两半球，其陆地分五大洲”，即是为了确立“万国”的观念。另一方面，“然天下邦国，虽以万计，而人民实本于一派，惟一大主宰，造其端，佑其生，理其事焉”。
这段阐释同时照顾到儒家伦理，为他的传教和翻译奠定了合法性基础。丁韪良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开始翻译出版《万国公法》，并开始此后一系列翻译转述的工作。
当时传教士的翻译工作十分艰苦。译者还必须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。比如说，丁韪良在翻译《万国公法》时，将近代国际法创始人格劳修斯（Hugo Grotius）翻译成“虎哥”，将莱布尼茨（Leibnitz）译为“莱本尼子”，将霍布斯（Thomas Hobbs）译为“霍毕寺”，这都是颇费苦心的翻译。傅兰雅描绘说：
至于馆内译书之法，必将所欲译者，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，则与华士同译。乃以西书之义，逐句读成华语，华士以笔述之。若有难处，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。若华士有不明处，则讲明之。译后，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，令合于中国文法。
时间过去上百年，但十九世纪的传教士翻译的方法与利玛窦当年的翻译方法比起来，并没有多大的进步。语言始终是一个横亘在中西学者之间的问题，科学技术还相对容易理解，典章制度则只有从头开始了。
1867年，丁韪良继开设国际法课程之后又开始在同文馆开设经济学课程，课程名称定为“富国策”，以福西特（Henry Fawcett，即法思德）《政治经济学教本》为讲义，后来陆续译出，1880年以《富国策》为题汇编起来由同文馆刊印。日本也较早地翻译了这本书，但《富国策》出版时间比此书的日译本出版要早。
亨利・福西特（Henry Fawcett）是剑桥的盲人经济学家。他生于1833年，剑桥毕业，随后任教于三一学院。1858年，他由于一次射击事故而失明。他在失明之后顽强进行研究，1863年出版《政治经济学教本》(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)。他的妻子米利森特・福西特（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）更为有名，是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主要领导者，1924年受封女爵士。福西特本人对穆勒极为服膺，因此此书基本上遵循穆勒的《政治经济学原理》中的框架和思想，是当时欧洲通行的教科书。
此书中译本出版的时候，作者写的是“法思德”，书名《富国策》，署名汪凤藻译，丁韪良校。全书共分三卷，第一卷论生财，即现在的生产理论；第二卷论用财，即现在的消费理论；第三卷论交易，即现在的交换和分配理论。一般认为，此书根据福西特《政治经济学教本》第四版或者第五版翻译而成。可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此书并非全译，译者只从此书前三卷中节选编译了一些内容。其中卷一的第八节“资本的增殖”（On the increase of Capital），卷二的第七节“分益耕农与佃农”（Metayers and Cottiers）等都因为与中国情况关系不是很直接而被省略不译。
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，此书已经提到不少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，如斯美氏（亚当・斯密），梨咯多（大卫・李嘉图），弥耳氏（小穆勒）等，此外还涉及达尔文、马尔萨斯、罗伯特・欧文、傅立叶等人的思想。这批西方经济学学者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进入中国人的视野。福西特最为推崇小穆勒的学问，丁韪良同样推崇福西特，称他这本《富国策》的写作水平犹在亚当・斯密《国富论》之上（丁韪良将斯密的《国富论》译为《邦国财用论》），比后者更为详尽完备。故而《凡例》中称此书“旁逮格致之新学，并专以开发智巧为富国之上策，而不外乎智者强之义”。所以，此书所讨论的理论“为西国之新学，近代最重之，其义在使民足衣足食也”。
丁韪良认为，“天地之大德在好生。圣人之大业在富有。发政之治。以足食聚人之术曰丰财。生之者众。沛然讫于四海。用之以礼。浩乎式于九围。此法思德所以有富国策一书”。
《富国策》一开始就和儒家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。丁韪良特地补充解释说，“富国策虽旨在广发财源，而未尝遗乎仁义。缘若绝仁弃义，则无论再有何策？终难利国矣。”所以这里的“富国策”绝不是单纯追求财富的增加。比如译者以重商主义为批判对象，认为过去“非金银不富”而单纯追求财富的思想大谬不然，直到斯密氏一出才一扫不实之说。“是故富国策之学，不独言日进富强之理，亦以明不进不退，及不进而退之故焉”。
总的来看，富国策可以被看作讲求中庸、讲求均衡的全面考究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。书中提到，“富国策所论述者，乃生、财、用、货、殖、交、易之道。昔斯密氏首创是学，名其书曰邦国财用论。其实此学所论财用。固合民生国计而名其书曰邦国财用论”。编译者谨慎地叙述西方经济思想和制度，想把它完美地嵌入到传统文化中去。
《富国策》一书出版以后，影响颇大，一下子引发了其他一些传教士翻译经济学著作的热情。比如，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了艾约瑟（J.Edkins）翻译威廉・杰文斯1878年出版的《政治经济学入门》（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）的译本，题名为《富国养民策》。1889年，英人布莱德著、傅兰雅（John Fryer）口译的《保富述要》也出版了。这些书的质量都不错，但影响却不及丁译法思德《富国策》。
虽然《富国策》一书在中国影响很大，在很多学者的论著中也能看出《富国策》对他们的影响，但多数通晓西学的学者还是坚持根本，坚持从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经历的现实问题出发，有选择地吸收《富国策》思想。以郑观应为例，他有三部公认的代表作，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《救时揭要》（1862年），《易言》（1880年）和《盛世危言》（1894年）。这三部书关切的问题从现实问题（如澳门贩卖猪仔）转移到盐务、开矿、治河等传统经济范畴，再转移到国债、商务、银行等现代经济学范畴，表明郑观应对西方经济学的逐步接受，但他的主旨终究是“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”。王韬的出发点亦与他类似，王韬曾说，“中国，天下之总邦也，不独为文字之始祖，即礼乐制度、天算器艺，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”。即使西方经济学有值得借鉴之处，那我们也要记得“天下之道，一而已矣，夫岂有二哉！”
随着西方经济学的普及，中国学者对它的认同也逐渐加深，不再横加指责。梁启超在《读西学书法》中就对《富国策》给予较高评价。1903年美华书馆出版的《中国学塾会书目》中也评价此书“繁简得中，说理清楚”，可当教科书使用。
另一位传统学者陈炽对此说不以为然。1896年，陈炽写了《续富国策》，主要阐发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。他所续的不是法思德的《富国策》，而更像斯密的《国富论》。他自称不能接受西方的经济理论，却必须关注经济问题，故而“为救中国之贫弱而作也”。不过，稍晚的严复同样批评了陈炽，他称陈著“纰缪层出，开卷即见”。
到了十九世纪后期，随着《万国公报》崛起，更多的经济学知识得到传播，这时的知识传播质量已经大有提高了。
(本文编辑：朱岳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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